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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被很多业内人士看作是环境教育（或者说自然教育）领域的“资深人士”，因此也经常被问及这个问题。开始的时候我没有太在意，觉得这个问题没什么好说的，谁爱用哪个就用哪个。后来发现问这个问题的人还很多，也确实困扰了不少对自然教育感兴趣，并从事相关工作的人。既然我在这一领域工作较久，那确实该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和经历，希望这对自然教育的从业者能够有所启发。

不过，事先要声明的是，这不是一篇严谨的学术论文，只是通过我的经历和感悟，分享我对环境教育和自然教育的看法，这不是“权威”的论断。文章中，我会涉及一些人和事，由于时间久远，可能细节上有误差，如果有什么疏漏，我愿意文责自负。

2006年到2008年，我在美国的环境教育重镇——威斯康星大学斯蒂芬角校区攻读环境教育及解说硕士。我之所以有机会去美国读书，是因为获得了福特奖学金的资助。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国际项目，我至今以入选这个奖学金为荣，并以巨大的热情投入到自然教育领域，用以回报这个奖学金给予我的帮助。

但在我去美国读书之前，并不知道还有个叫“环境教育”（environmentaleducation）的专业。是奖学金面试官通过我的表述向我推荐的课程。后来我才意识到，虽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环境教育”这个词，但我与奖学金办公室老师的对话，已经无意中谈及了环境教育的核心定义——关注人行为的改变，这一点我会在下文详细谈到。

在这里我不想做环境教育的考据研究，也不想引用各种环境教育的经典定义。但有一件事确实值得关注环境教育的人知晓，那就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和环境规划署1977年10月在第比利斯（现在的格鲁吉亚首都，那时候属苏联）召开了68个国家参加的政府间环境教育大会，会议发表了著名的《第比利斯宣言》，提到了环境教育的五大要素：意识（Awareness）、知识（Knowledge）、态度（Attitude）、技能（Skills）和参与（Participation）。也就是说，如果你认为自己做的事情是环境教育，就应该尽可能地考虑到以上这5个要素，这也是我们经常说的“仅仅告诉别人知识是不够的”重要的理论依据，因为还要考虑其他4个要素呢！这也是为什么在上文中提到，即便我那时还不知道环境教育这个词，但我已经在和福特奖学金办公室老师的交流过程中，表露出了和环境教育一致的理解——要通过观鸟活动去影响人、改变人。

还有一点值得说明的是，后来联合国不太使用环境教育这个词了，开始用可持续发展教育（EducationforSustainableDevelopment，ESD），欧洲国家用的也不多，北美倒是一直在使用环境教育的表述方法，特别是在学术领域。

《林间最后的小孩》一书在中国出版后便得到迅速认可，书中提到的“自然缺失症”也开始被公众广泛接受。

这时候，“自然教育”这个词开始出现了。考证第一次出现“自然教育”一词是什么时候已经没有意义。但必须要提一件与此相关的重要事件。

2010年前后，一家叫中日公益伙伴的机构在国内组织了一系列的活动，介绍日本的自然学校。中日公益伙伴不仅在全国举办了多场介绍日本自然学校的交流分享，还组织国内自然教育的活跃分子去日本实地考察。2013年4月，我有幸被选中参加了为期一周的日本自然学校考察项目，收获良多。

同年9月在西双版纳热带植物园举办了中日自然学校网络会议。会议请来了日本自然学校的高木晴光先生、梅崎靖志先生和森美文先生与大家进行交流。他们以自己创办自然学校的经历为切入点，介绍了日本自然学校网络的建立历史，分享了他们20多年来的经验和感悟。随后，这样类型的交流会又在成都、北京等地举办了多次。中日公益伙伴策划和执行的这些项目，为中国自然教育界培养了一群专业能力扎实的从业者，也为中国自然教育搭建起了早期的专业交流平台。

我曾在一次采访中说：“中日公益伙伴组织的中日自然学校交流项目是大陆较早地推动自然教育网络建设的活动，具有奠基石的重要作用。参加第一次在西双版纳植物园举行的自然学校网络会议代表，很多都已经是当前大陆自然教育领域的活跃人物。当初能够发起这个项目的人，都是具有长远的眼光和情怀，必然在中国自然教育历史上留下一笔。”我至今仍相信这个判断。

我认为，《林间最后的小孩》出版和日本自然学校模式在国内的推广，催生了“自然教育”这个词在国内的出现和自然教育本身的发展。

实事求是地说，当“自然教育”这个词开始出现的时候，我还是挺反对的。我当时认为，既然有了环境教育，为什么又要搞个自然教育出来呢？在我看来，两者没有什么大的差别呀，两个词很容易把人搞糊涂！

我对“两个词容易把人搞糊涂”的判断基本没有错。但我对自然教育这个词的使用态度后来却转变了，这有以下几个原因：

首先，大家确实喜欢用“自然教育”这个词，我反对也没有什么用。既然如此，何必死抱住旧观念不放呢？很明显，在汉语的语境里，“自然”这个词自带美好的寓意，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鸟语花香、微风拂面等美好体验，而“环境”则没有这样的效果。这也怪不得大家喜欢用“自然教育”。

其次，自然教育好像在某些方面确实和环境教育不一样。比如，受众年龄上，自然教育的受众明显是偏向8-12岁的小学生。虽然也有中学生和成人愿意接触自然教育，但这不是当前自然教育的主要受众人群。另外，自然教育确实没有环境教育那样高大的使命感。自然教育主要是鼓励孩子们去户外玩耍，多认识花花草草，虽然也会涉及尊重、友爱、合作等内容，但大家确实不太谈改变人的行为这一层次。并且，自然教育虽然也鼓励孩子们在周边观察自然，但现在以深度自然体验为主要目的的长途旅行反而成了一个重要特色。

再次，我意识到，自然教育在中国的突然出现，肯定是和当前中国经济发展水平和环境变化相关的。既然它有着自己产生的独特历史背景，为什么我一定要用一个几十年前的词汇去指代它呢？谁敢保证，这个在中国当前环境下产生的新事物，未来不会走出真正有中国特色的道路来？说不定，随着它的发展和成熟，有了自己的理论基础和实践案例，自然教育还会成为中国对国际社会的一个贡献呢！

我曾经也就这个问题去问台湾的环境教育学者张子超先生。张老师微笑地看着我说：“西敏，你知道吗，这两个词被发明出来，并不是为了让你去区分它们。”我为如此睿智的回答而叹服。

这样的描述对你有帮助吗？